将军说的是王宗金少将。

王宗金是贵州省习水县隆兴镇新光村生基坳人,生于1916年。1935年1月参加红军，1936年入团，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王宗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参加过桐梓、遵义、直罗镇、东渡黄河等历次战斗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曾任晋西区党委、晋绥分局电台队长等职。解放后，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任炮校校长，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。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和我国电子工业的建设，并做出了显著成绩。从六十年代起，他负责基建工作，历时20余年。从选厂、勘测、审查设计、开工建设到竣工验收，他不畏艰辛险阻，忘我工作，无私奉献，走遍了祖国各地。组织基建战线的干部职工，建设了数以百计的电子工厂、研究所和院校，从而奠定了电子工业发展的基础和三线后方基地。为电子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1965年王宗金任四机部驻贵州基地办事处负责人。负责组织都匀、凯里地区0八三基地建设指挥部，带领所属人员边基建、边组织生产和科研试制，为电子军工基地建设做了大量工作。(此段内容为综合网络资料所得）

1965年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，这一年我随队到了贵州。将军时任四机部基建局局长，亲自抓0八三基地指挥部的工作。最初基地执行勘探任务的只有我们这一个队，将军常来看望我们。将军衣着很简朴，非常平易近人，完全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。知道将军是老红军，大家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

和将军最长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大约在一九七零年的夏天。那年我们队在黔南执行306(信箱4506厂)的勘探任务，那个地方地质条件很复杂，无法解决地下水资源，将军得知情况后再次来到我们队指导工作。

将军只带了一位工作人员，这个人是从北京来的，一直跟随将军身边。此人真的是‘人高马大’，一米九几的个头，穿45码的鞋子。将军在听取了队领导的汇报后，决定亲自去进行一次踏勘。队上派地质工程师老赵和我随将军同去。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和将军一起出发了。先由队上的解放牌大卡车送了我们一程，之后没有了公路，只能徒步。出发的时候队上为我们准备了干粮，每人两个馒头、两只鸡蛋，各自再背了一军用水壶水。那天将军头戴一顶麦秸编的草帽，脚上穿了双布鞋。我知道这天要走长路，没有穿翻毛牛皮鞋，特意穿了一双高腰解放鞋。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在将军的带领下，向山间走去。踏勘工作走的都是不熟悉的地方，全靠一张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指引。踏勘都踏什么？当然是寻找适合建厂的地方，首先要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，这个条件在贵州高原倒比较容易满足。关键是还要综合考虑水、电、路等后续建设的条件。

在行走的路上我好奇地问起了将军当年参加红军的情况。将军倒也很爽快，满足了我这个年轻的勘探队员的好奇心。将军是在遵义会议后参加红军的，当时他们的村子里驻扎着红军的队伍。受红军革命宣传的影响，村子里很多的贫苦农民都参加了红军，将军和他的父亲一起参加了红军的队伍。当红军到达雪山的时候，很多刚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的农民打了退堂鼓，跑回家去了，将军的父亲也回去了。但是将军坚定的跟着红军队伍走了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成长为共和国的一代将军，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。

这一天踏勘所走过的路，从地图上看来回步行的距离也就七、八十来里地。同行的四人中我最年轻，还就数我不行，天生平脚板走不了长路，往回走的时候到后来都一瘸一拐的了。那时将军都五十多岁了，一路走来毫不显疲倦，依然精神抖擞。

这次和将军分别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将军，但他一直在关心领导着我们的工作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在文革中因为‘蜗牛事件’而停下来的彩色显像管厂引进建设项目，重新提上议事日程。初步完成选址工作之后，由于彩色管生产用水量大，最后的拍板还要等待水文勘探结果。七八年的隆冬执行水文勘探任务的我们奋战在第一线，在克服了技术、设备等等的困难之后，于某天午夜过后取得了扬水实验的成功。一直在施工现场的革委会王副主任（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革命）立即将此喜讯上报北京。而此时在北京等候消息的正是将军，原来在此期间已担任四机部副部长的将军一直守候在北京的办公室，等待着我们的勘探结果，由此拉开了我国的第一座彩色显像管厂的建设序幕。

现在将军虽然已经远去，但将军忘我的工作精神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将军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2012-07-06